许多网友可能都知道，斯大林60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70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渲泻。
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教科书上，而是真正从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中共党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比如，如果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很难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毛泽东曾被看成是“马林的人”
与我们今天许多网友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暂，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俄国的直接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确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不是现在一些书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
很多书中都注意到毛泽东在1920年初就已经“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因此肯定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确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了。但事实上，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还是在致力于那种点滴的“政治改良”，而非革命。
这一年，他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一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乃至新中国的诞生。直到年底，眼看张敬尧被赶走了，湖南一切照旧，他这才对这种改造社会的办法彻底失望，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认识到“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恰好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在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些都促使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革命。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已经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和帮助，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靠的是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而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要搞国共合作，就有个为主为次的问题。有些一心指望在中国也像在俄国那样能够一举成就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一主张，他们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尚处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它的重要方针政策，大都是由莫斯科那里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莫斯科不光制定方针政策，而且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而他根据经验判断，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还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才能实现这种“合作”。
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更让党内的一些人感到不满了。这明摆着是承认国民党是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共产党反成其客了。因此，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直至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党内争论仍在继续。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利益仍是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
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当然，严格地说，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其实也还是散沙一盘，并无多少实力。毛泽东对此也并非不担心。同时，作为共产党人，他其实同样希望中国革命能够一步到位。因此，尚未找到可靠的革命动力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得以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但是，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党内，甚至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真的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
毛泽东因何在四大落选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莫斯科的看法有多少关系。事实上，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
马林走后，因为没有举行过新的党的会议，中共中央一度仍旧依照三大决议行事。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毛泽东仍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确有相当大的反差。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有关档案中，保存着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从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事实上，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
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批评毛泽东的信。
信中直截了当地断言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因为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说“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严格说来其观点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之所以反对国共合作，就并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织和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竟没有收到莫斯科6月间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正是这一意外的情况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到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以致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明确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仍旧是按照中共三大的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他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
因此，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自信并无改变自己看法的必要。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他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
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尖锐地提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9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1924年在上海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看得出他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工作繁重，但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比较早就患上严重气喘病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的蔡和森，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举家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前往湖南老家农村，说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党内通讯，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对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还在 1924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扭转中共三大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从此，中共中央的整个方针开始左转，陈独秀甚至开始提出：莫斯科“不应当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当国民党内少数人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而孙中山竟然赞同于8月召开讨论这一提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时，陈独秀不禁拍案大怒，转而推动全党由防御转入进攻，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于是，党内同志对根据马林建议实行的这种党内合作形式，以及对中共三大过分看重国民党方针的不满，迅速反弹。
12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召开会议，进一步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马林那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迅即遭到彻底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有资料表明，维经斯基曾经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作为上海执行部中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自然难辞其咎。联系到当时党内有人把过于热心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有人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的观点，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可能受到某种压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成为中共政策左转标志的四大上，当年激烈反对马林主张的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了，而当年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被免去了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也许我们不必再去详细考证毛泽东当年出走的具体经过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四大落选是因为维经斯基和与会的其他中共代表要照顾他“休养”。
共产国际为毛泽东叫好
毛泽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已是1925年9月了。当时，曾在上海执行部与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仍对毛抱有相当好感。因此，毛来到广州不几天，已经身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汪精卫就出面推荐毛来代理由他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但是，汪精卫不了解，此番的毛泽东与一年前的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地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的。在乡下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
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并发表文章提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永远不会被根本打倒。因此，“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1926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演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1927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年1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作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这个时候，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
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到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明确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但毛泽东重新入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件事，仍旧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显然很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评价了。在他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再度被提名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莫斯科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至少，在1927年11月由罗米那兹指导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而又一次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严格地说，毛泽东早就看出“上山”的必要。还在1927年7月4日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当蔡和森提出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后，毛泽东当即附和，主张：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
因此，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有了“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上山”就是他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的一种办法。也正是因为上了山，有了根据地，于是中国也才会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红军”。
从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共产国际最初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中国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够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
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了。”
在欧洲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的红军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暴动的一大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也开着插着标志胜利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这一切几乎全都失败了。
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因为在那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于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了。
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所在之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
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60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共产国际刊物一开始的报道中,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还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子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健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1929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
据这一年7月的《真理报》介绍：任何“稍微注意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被莫斯科称为红军缔造者的”朱毛“两位领袖
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在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在 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
斯大林明确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
当1930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并且很少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此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即得到莫斯科的认可。按照莫斯科拟定的模仿苏联的政权体制，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中央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当权者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毛主席转战陕北
共产国际力保毛泽东
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守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一方面也是根据莫斯科的要求，陆续搬来江西中央苏区。区区一个瑞金县城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党的高级负责人，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头衔的毛泽东的日子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好过了。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听不进他的那些经验之谈，尤其是看不惯他固执已见、轻易不肯妥协的个性。于是，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甚至，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博古等人还是不甘心，试图借机将毛一脚踢开，送到苏联去“休养”。但想不到的是，俄国人对毛泽东却情有独钟。
1932年，尽管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实际上仍旧兼任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然而，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上海，习惯于根据莫斯科的原则指示，按照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问题，因此很快就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
这一年的秋天，双方围绕着是否应当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采取“进攻路线”的问题在宁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毛坚持已见，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了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想不到，这一消息报给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报给莫斯科后结果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
1932年11月，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将此一争论专门上报苏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之后，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
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莫斯科这时的态度很明确，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未实际指挥过红军作战，更多只是凭借豪情壮志来打仗的中央政治领导人，不如更加倚重已经成功地发展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因此,他们特别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但不能因此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可惜，等莫斯科发来的裁决电报千里迢迢送达苏区中央局时，已经晚了几个月的时间，事情已经难以挽回了。但即使得知毛泽东已经称病离开前线，面对刚刚进入苏区的临时中央提议把毛泽东送来俄国“休养”的电报，莫斯科方面的态度仍旧十分明确。它先后致电临时中央，告诫他们：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具有很高的威信并已扎下很深的根基，轻率地处理毛泽东将不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其二是因为毛泽东与临时中央的争论充其量只是军事策略的争论，而已经有多年成功指挥经验的毛泽东，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有过纸上谈兵经历的领导人强。把毛泽东排除在外，对苏区军事斗争未必有利。因此，当临时中央明显地表现出排斥毛泽东的态度的同时，莫斯科却再度出面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
反对任何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的最明显的暗示，突出地反映在1933年底关于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人事问题的酝酿上。当时，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在酝酿之中，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最初显然想把毛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人民委员会主席，连同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并取消。
然而，经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中共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仍旧赫然在目。而不论在莫斯科人们对此又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得以继续留在政治局中，而且还异乎寻常地又被提升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结果，在1934年1月出现了一连串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博古等不通知毛参加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却又不能不把毛“选”为政治局仅有的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五中全会上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报告者就变成了张闻天；几天前毛在五中全会上才刚刚得到提升，几天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只剩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不仅如此，就在瑞金这边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几乎同时，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博古何以未能理解莫斯科的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改选政府名单时是擅自作了主张。因为直到这一年很晚的时候，莫斯科方面都不了解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从政府主席的位置上一笔勾销的情况。在始终得不到苏维埃政府改选消息的情况下，王明在1934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专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询问苏维埃的选举结果。信称：“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有得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能够通知此地、作意见的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
后来，当得知中共中央擅自以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消息之后，王明明确讲：莫斯科“很不满意”。
在这段历史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手缔造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那些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施加于他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会怀有怎样的怨气。那么，这是否根源于莫斯科的作用呢？
时至今日，许多人恐怕并不了解我们上面说到的情况。因此，很多谈到毛泽东这段经历的书都在把打击压制毛泽东归结为莫斯科的旨意。但是，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反复提到这段经历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习惯于“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当权的先生们，竟没有对毛大批特批，并剥夺其一切权力，反而还要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
事实上，在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不论临时中央(甚至也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个别代表)对毛泽东的强烈个性有怎样的抱怨，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却有增无减。它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材。他们也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必须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甚至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的作法，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赞同。恰恰相反，莫斯科对毛泽东仍旧保持着特殊的兴趣与好感，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利用其经验并发挥其作用。
国际七大给毛泽东定位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好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满博古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发现，随着临时中央进入苏区，排挤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南方苏区的军事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到了这一年的5-6月，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以至不能不提出撤出苏区，向西转移的问题了。面对这一严重的军事形势，莫斯科的领导人再度想到了毛泽东。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如今的结局多半是一年多以前排挤毛泽东的后果。如果中共中央能够严格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即使只是保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也未必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困难等等原因，关于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料，莫斯科几个月之后才只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典礼的记载，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两个小册子。很显然，即使出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结论也未必需要过于渲染，毕竟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这时对毛泽东是怎样一种态度。
但是，在见到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之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其迅速印成名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王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中曾颇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它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的极漂亮。”
如果网友从上面的信中还不清楚莫斯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宣传中国苏维埃，还是想要更多地宣传毛泽东的话，那么，看了一个月之后王明的另一封信的内容，恐怕就不会再有疑问了。王明在9月16日的这封信里进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说：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同志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他不无骄傲地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璜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明知中共中央在压制毛泽东，莫斯科不仅坚持要让毛泽东进政治局，而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的领导人，坚持要用毛泽的名义向全世界出版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单行本，并且别出心裁地为毛泽东印制精美的文集，莫斯科想要对中共中央说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博古等人已是大权在握。从上海来的众多留苏学生不仅把持了苏区的各种权力，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正在把自己摆在党政军最高领导的地位上。依据当时报纸以及从中共领导人后来的揭发中，都不难看出，博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时，曾经特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将王明(陈绍禹)排在第二位，而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排在后面。莫斯科当然了解了这些情况。但即便如此，莫斯科这时既不去宣传博古，也不去宣传王明，更不去宣传刚刚取代了毛泽东政府主席职务的张闻天，却刻意宣传毛泽东，其中的意图也许不难明了。
1934年10月，红军因战争失败，被迫撤出了江西苏区。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有关材料上看，莫斯科对于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当中，莫斯科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虑到莫斯科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可知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
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苏共中央正式批准共产国际在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以如此殊荣，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
《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著作仍旧有意无意地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相提并论，说是正因为这种情况博古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泽东才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注意到上述情况，这种说法显然容易让人生疑。尽管历史很难去假设，但是，从莫斯科几乎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而它这时正全力宣传毛泽东的情况看，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负总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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